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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建设新体制 实施更深层次全面开放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进一步为我国经济对外开放作出了新的决策部署,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智能科技发展在全世界已成为燎原之势,新一轮工业革命滚滚而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引起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经济机制面临着颠覆性变革。智能科技引发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的行业分工、产业布局、地域差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融合、文化融合、社会融合。推进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建设,意味着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尤其是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等领域,应不断适应新形势,积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管理方式和管理理念,实现产业的国内外融合。鼓励我国企业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需求和市场,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不断增进海外竞争力。以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对外贸易的多元化,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以完善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建立法制信用政府、高效廉洁政府,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良好市场环境。保障各类商事主体的权利,规范各类商事主体的义务,使国内外企业有法可遵、依法求利,实现公平竞争。树立公民及企业的信用意识,落实信用监管奖惩机制,使信用成为个人成长的基石和企业发展的资本,以信用就是生产力的理念,创设良好信用环境。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面向国际化、市场化的金融新体制。应不断强化金融服务意识,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人民生活为本,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做好普惠金融、农村基础金融等方面服务,使企业和人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方便、快捷、实效的金融服务,真正发挥出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灵魂作用。应紧随智能科技时代的步伐,以智能化、信息化手段,实现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更新换代,使我国金融机构与国际金融机构完成智能化对接,以良好的金融业态树立国际金融形象。根据智能时代金融领域的新变化,加速完善金融立法,以规范的对内、对外金融机制,盘活国内主流金融资源和社会金融资源,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降低外资金融业进入门槛,支持境外金融机构设立总部或分支机构,进一步探索设立合资证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不断提升市场准入政策透明度,服务国家全面开放新格局、助推世界经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国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经济局势,如何实现我国经济的安全发展,是需要我们全力应对的重要课题。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就是要以优化的经济体制作保障,实现经济安全发展。在对内管理方面,要注重经济风险评估,强化风险管理,使经济结构、金融机制、产业布局更趋合理;在对外开放方面,要加速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推进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制度的落实,注重对外合作水平,立足于优化产业、活跃金融、环境保护、社会发展的原则,对外商投资作出规范性要求。加快自由贸易实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高地建设,不断吸引和支持外商投资,促进与世界经济实现深度融合发展。

《决定》强调,要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对可能危及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安全的项目,坚决予以否决。要建立负面清单制度和技术安全清单制度,在平等、公正、透明的前提下,严格按照负面清单,评价外商投入和金融、贸易活动,对可能危及国家安全或产生垄断的企业坚决打击。健全涉外司法保障,适时倡导设立“一带一路”国际仲裁机构和国际商事纠纷调解机构,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多层次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制度型开放格局,以制度力量应对国际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的霸凌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决定》确立的“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目标,是在总结当前国内外新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部署,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体现。我们要以《决定》为指导,坚定以制度促发展的决心,在制度框架下,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经济安全、高效和高质量发展。(本文于2020年1月9日刊登在中国城乡金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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