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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风险视域下的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思考

司法部2020年2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意见稿》是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出台的,在反复阅读和学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建议《意见稿》在修订的过程中,应关注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注重风俗习惯差异,防范人文冲突风险

风俗习惯是特定种族基于地理环境、历史传承等因素形成的个人、集体、民族的共同社会心理和感性风尚习性,主要包括民族风俗、节日习俗、传统礼仪等内容,是一定文化区域内人们世代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行为方式。一般来讲,由地理环境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性行为规范为风,由社会人文环境不同造成的差异性行为规范为俗。风俗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传统,包含着社会时尚、社会习俗等丰富内容,是社会道德与法律制度的基础。

人一出生就生活在风俗习惯中,受风俗习惯文化的熏陶,人们看问题的角度、方法、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都会形成巨大的差异,不同风俗习惯环境下的人们会对同一问题形成不同的看法,甚至是对立的看法。这就造成了人们之间观念的差异和对立,产生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不确定性,滋生社会风险。中国有句古话,十里乡俗九不同。因风俗习惯的差异,地域之间人口的矛盾和冲突时有发生。

当今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代,虽然风俗的同化趋势十分明显,但是仍应当看到风俗同化的水平和速度在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饮食、服饰、婚丧嫁娶、生育、行为习性等风俗差异对人们的深刻影响。在《意见稿》修订过程中,风俗差异可能造成的矛盾冲突的防范,应该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针对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的审查,应该首先考虑风俗差异不大,或者风俗同化趋势明显、同化水平相对较高地区外国人的永久居留许可。对风俗差异较大,同化水平相对较低地区的人可以设定一定的条件,减少永久居留人数,避免因这类外国人的大量涌入与国内风俗习惯产生矛盾,形成社会风险因素。

节日习俗是民族风俗习惯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民族的传统节日,在本民族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比如中国的春节,人们可以丢弃一切而追求家人的团聚和节日的祥和。每一个民族在长期发展中,都形成了特定的节日,节日的庆祝方式和时间段位均各不相同。如果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口永久居留中国,必然会因国内外节日的不同,产生中国人和外国人在生活节奏、工作节奏等方面的差异,形成矛盾和冲突。在社会管理和具体工作单位的管理中,也会因为这个因素形成管理上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应往往会上升到文化冲突和民族冲突的层面,引发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所以《意见稿》修改的过程中,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

礼仪是民族文化中比较核心的部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其特定的民族礼仪,而且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民族之间的礼仪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婚丧嫁娶礼仪,儒家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之间便存在着诸多不同。在丧葬礼仪方面,因文学作品对不同丧葬礼仪的不当描述,引发的民族矛盾和社会危机事件多次发生。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均因对藏族和回族葬礼的描述,引发过民族冲突。在结婚礼仪方面,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中华婚俗,比较注重婚礼的忠孝意识和热闹氛围。而以基督教为主流文化地区的婚礼习俗,则比较注重婚礼的忠诚意识和圣洁氛围。这些礼仪间的内在差别有时候很难得到彼此认同。所以,在《意见稿》修改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民族礼仪融合的可能性以及融合的速度和水平,对礼仪融合可能性较小的外国人,在审查其永久居留申请时应给予审慎的考察。

注重宗教差异,防范信仰冲突风险

社会宗教已有200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世界各地除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四大宗教外,还有许许多多的民族宗教和教派。宗教的内涵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宗教信仰、宗教教义、宗教节日、宗教膜拜形式等方面内容。宗教信仰对人们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思维方式会形成直接影响,常常在结论上产生本质差异。正因为如此,自宗教产生以来,不同宗教和不同教派之间就从未停止过矛盾和冲突,宗教冲突引发的民族矛盾、教派矛盾无数次上升为人类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给人类造成了长期而深重的灾难。

中国是一个宗教大国,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在中国均有着众多的信徒,网络资料显示,中国基督教信徒约为6000万至7000万人,伊斯兰教信徒约为2300万人,佛教、道教人数应高于前述人数。和中国经济往来比较密切的国家中,信仰基督教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美国43%、德国46.4%、法国2.4%、南非39%、英国16.1%等等;和中国来往比较密切的另外一些国家中,不同宗教信仰人口占该国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日本97%、捷克20%、土耳其23%、越南30%、韩国15%、泰国94%、孟加拉国93%、格鲁吉亚93%、摩洛哥93%等等。中国本土文化虽然对宗教有着十分强大的容纳能力,我们仍然应该看到在移民过程中会进一步扩大我国宗教人口的基数。在信仰宗教人口基数比较大的情况下,不同宗教之间、同一种宗教的不同教派之间存在的复杂的矛盾和对立,特定条件下会表现的十分强烈。在《意见稿》修改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宗教差异因素。虽然我们不歧视宗教、不歧视信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应当注重不同宗教人群数量的控制和宗教人群之间的融合因素。如果某一种宗教或教派的外国人大量涌入,难免会因宗教信仰不同产生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引起社会风险、甚至社会重大危机的发生。

不同宗教、教派的节日和膜拜方式的差异也会影响到社会管理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如果一个单位同时拥有不同宗教或教派的员工,由于不同宗教节日和膜拜方式的影响,可能在很多有效的工作日不能形成统一的工作时间,影响单位管理制度的落实,形成因管理而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导致社会风险的发生。有资料显示,许多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在投资规模、产业定位、市场需求等方面均具有比较优势的情况下,却仍然处于亏损状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招聘的外国员工往往很难适应中国公司的管理制度和行为方式,导致企业效益下滑。这些不适应在很多情况下和宗教信仰相关,很难通过制度强制解决问题。

某些情况下,即使是掌握着熟练技术和尖端科技的人才,由于宗教信仰的不适应,在本土可能是很好的人才,在异国却很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水平,是谓“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与其产生这样的结果,还不如和这些人才进行国际合作,效果可能比给予永久居留权更好。所以,在《意见稿》修改中,无论是普通劳动力、还是高端科技人员的引进,均应充分考虑宗教差异因素,避免因宗教差异引起社会风险事件的发生。

注重伦理道德差异,防范行为冲突风险

民族的伦理道德均建立在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文化传承的基础之上,是理论化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涉及到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内在情操和外在行为方式等多个方面,伦理道德关系是特定地区、国家、民族社会构架的基础部分。伦理道德理念的不同,使社会构架形成巨大的差异。比如在伊斯兰宗教国家,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存在,这种家庭关系和中国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的家庭关系有着本质的不同。当前,中国的家庭关系本来就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松散趋势,离婚率居高不下,婚外情现象普遍存在,如果这种伦理道德背景下的外国人大量移居中国,受这种外来家庭观念的影响,难免会对中国基本的家庭结构和婚姻观念产生不利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倡导的道德体系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儒家的道德观念是仁和中让,作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个人至上的道德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区别。以道德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使中国人有着浓厚而崇高的道德情怀,人们对个体行为的评价,更倾向于道德评价,理性评价则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个人权力本位的道德文化,更倾向于理性评价,道德评价则处于比较次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两种道德情怀格格不入。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随着国门的打开,西方的个人主义思潮大量涌入中国,已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构成了强烈的冲击,这种冲击在年轻人的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他们注重权利而轻视义务,使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而功利。如果奉行个人主义道德观的人群过度涌入,必然会强化功利主义的道德理念,并使这种理念进一步内化为个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以人们特定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在社会中出现的被救助人讹诈救助人,亲人之间的冷漠相向,都说明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被不断地破坏,形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个人至上的道德观和仁和中让的道德观之间的矛盾,无疑会对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形成根本改变,动摇中国道德构架的稳定性。

所以,在《意见稿》修改中,应充分重视伦理道德的融合性。即使在外国人永久居留申请批准后,也应在培训规定中明确除了语言、法律和社会规范方面的内容外,增加对外国人的道德培训,使外国人能够比较深刻地理解中国的伦理道德体系和伦理道德情怀。要坚决避免有才无德、有钱无德的外国人获得中国永久居留权,在道德问题上,我们没有理由姑息任何外国人。

注重贯穿平等观念,防范地位不平等冲突风险

近现代以来,由于外强入侵在中国社会中造成的外国人高人一等的强烈观念,使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在对待外国人方面形成了许多错误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崇洋媚外的观念并没有彻底根除。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普遍存在着优待外国人的条款,在外国人来华经商、旅游、投资等方面给予外国人的优待极高,和中国人在外国获得的同样领域的权利形成不对等状态。我们不否认在任何时期以优厚条件进行招商引资的必要性,但是也不可否认在制度设计中这种媚外观念的作祟。由于制度的瑕疵,许多外国人在中国违法犯罪行为不能得到恰当的处理,更助长了在华外国人的优越感和傲慢情绪。

我们对外国人的优待并没有获得外国人的等价回报,甚至还引起了少数外国人对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蔑视,认为中国当代没有属于民族的独立现代文化,将中国对外国人的优待错误理解为中华民族的软弱。近年来发生在广州的非洲人高频犯罪现象、西方媒体群起诋毁中国形象等等案例就是充分说明。在华居住的许多外国人也来自法治国家,不是说他们没有法制意识,而是他们来到中国后淡化了法制意识,说得严重一点,这些人在华的不法行为,实际上是中国部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对他们放纵的结果;更何况,一些来自非法治国家的人群,面对这种放纵表现得更加肆无忌惮。当代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当以制度方式扭转对外国人的“超国民待遇”理念,建立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的价值观体系,彻底杜绝这种不平等的现象。

崇洋媚外观念在我国民间也很流行,许多条件优越的中国女孩子只要是外国人就嫁,即使是很贫穷国家的外国人,也会毫不犹豫。在许多高等学府和基层国家机关中也存在着这种理念,近年来在少数名牌大学发生的异性陪读外国男留学生遭到强奸事件、少数基层执法人员不能平等对待外国人和中国人的行为均是证明。对这种媚外情绪,民众有很多批评、怨恨之声。针对本次《意见稿》的条款,许多网友发表意见,认为条款中对外国人永久居留中国享有的就业、社保、私有财产保护、子女入学、父母随迁等制度的设计,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和外国人的不平等待遇。这种不平等极大地伤害了中国公众的情感和中华民族的自尊。同时,在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权应具备的条件方面,条款设计也十分宽容,尤其是在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中国的保底条款中,没有明确刚性的规定,表述模糊,语嫣不详,不仅在执行中很难操作,而且体现出对外国人的制度推崇。如果《意见稿》显示的条款不能进行合理调整,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则可能导致外国人不分良莠,大量涌入。建议《意见稿》修改时,应通过法律规范,强化平等意识,体现出我国的大国风范和国家尊严,体现出中华文化的仁厚宽容特性和中华民族的高洁品质,不卑不亢,平等待人。

注重制度差异,防范意识形态冲突风险

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发展中形成的特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极相类似的国家。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人们的地位关系、消费关系有着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的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到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内涵的不同。

人生观涉及到人们对个体生命和价值的感悟和认知,涉及到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的确定。不同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人生观。我国主流的人生观是珍惜个体生命,树立远大的人生理想,将个体生命的历程融入到整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将个人和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而在许多国家,由于社会制度的差异性,在观念上将个体生命凌驾于群体和社会之上,个体生命的发展过程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不是一个有机整体,特别崇尚自我。这样的人生观必然和中国主流的人生观产生矛盾。在外国人永久居留立法中,应充分注意渗透人生观审查的内容,以制度形式设计多种提问内容和提问方式考察申请人的人生观,对人生观差异过大的申请人应进行必要的审慎同意。

价值观是人的价值理念的系统化表现。中国主流的价值观主张人的自我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在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自我价值和个人价值应该服从于社会价值。正是这样的价值观,使中国民众能够在社会和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勇于牺牲。这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也是我们的民族灵魂。但是,许多国家的价值观却以自我价值或者个人价值为核心,认为社会价值应该服从于个人价值或者自我价值。2020年疫情爆发后,许多西方国家的政府及民众的防御理念,典型的体现出这种价值观的内涵,导致西方国家因为这种价值观的作用,而贻误防疫时机和防御措施的落实。这样的价值体系和我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矛盾,会对我们国家既有的价值构架形成强烈冲击。

我们奉行的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许多国家在历史观方面却奉行个人英雄主义或者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受这种历史观的影响,许多外国的民众,抗拒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深处否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政党制度和国家制度。如果奉行这种历史观的外国人大量进入我国,对我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国家制度以及社会安全容易形成巨大的潜在风险。

制度差异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外国移民在政治体制身份的认同方面很难实现快速认同。在《意见稿》修改中,应从政治身份认同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享有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权利方面给予特别关注,作出合理规定。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我们不应当对外国人形成偏见,也不会对外国人关闭国门,尤其在中国社会快速成长的转型时期,我们需要引进各方面的高技术人才,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但是,我们也应当吸取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引进劳动力和人才方面造成的民族冲突、难民危机的深刻教训。网络新闻显示,德国目前拥有移民1090多万人,约占该国总人口的八分之一。2014年至今,德国每年均发生反移民游行,移民冲突已成为德国社会面临的严重问题。美国移民造成的社会撕裂由来已久,种族之间的暴力冲突事件时有发生,2019年美墨移民矛盾甚至导致了边境墙的建设。事实说明,大量引进外国移民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机率极高,容易滋生民族矛盾和恐怖主义,产生社会动荡,影响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等。

这是一个很难把握的度,但是我们又必须把握好这个度,《意见稿》基本没有涉及到上面讨论的问题。建议《意见稿》修改中,从风险防范的视角出发,辩驳得失,以理性的心态建立健全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进一步细化完善对目标人员风俗习惯、文化心理、宗教信仰、文化水平、社会背景、心理状态等方面的评估指标,避免因外国人永久居留制度的偏差,引起社会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即使有一些问题不能或不便于直接以法律条款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应该在条款中体现出这方面的立法精神,或者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体现出对这些问题的高度关注,使我国在对外开放中坚定保持我们难得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局面。(本文刊登在2020年4月10日的《改革内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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