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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从要素红利到制度红利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8%的速度增涨,造就了“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奇迹”的是背后是巨大的要素红利,包括人口红利、土地红利、资源红利和资金红利。

庞大和低价的劳动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足够的人力资源,廉价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为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低成本扩张的机会,国民的高储蓄率和国有金融体系为政府主导型经济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资金。这一经济增长模式铸就了“中国制造”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推动了出口规模的超常规增长,实现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超越。

但是随着国内外情况和发展形势的变化,未来十年中国要素结构将面临重大趋势性转变。

由于人口老龄化,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劳动力供给将发生变化;由于经济形势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储蓄率发生变化;由于工资不断增长,带来了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长期以来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人口红利”开始衰减。

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利用农用地非农化带来的经济收益和城市化发展,正面临着征地冲突、城乡矛盾、贫富差距等重大问题的挑战,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将受到调整和控制;同时由于新增国有土地基本枯竭,存量不成规模且征用代价不断提高,地方政府利用低廉的集体土地攫取红利的“土地红利”开始衰减。

由于我国自然资源的日趋紧张,多年来廉价的自然资源价格造成的以不断耗竭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将不可持续;由于国内外对生态环境要求不断提高,经济增长中的高能耗、高污染现象将受到严格控制,环境成本将不断提高,“资源红利”将迅速衰减。

过去30年,我们就是依靠不断解放思想,对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制度大胆进行变革,才使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型改革,先易后难,从制度的薄弱环节开始,一步步深入。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制激发起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实现了全国人民的丰衣足食;企业改革实现了政企分离,责任到人,掀起了工业发展的高潮;财税改革使得地方政府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在全国开始了城市化的浪潮;政府行政管理改革开始改变了政府和市场、社会间的关系,使政府有更多的精力发展社会事业......。 世界发展的历史证明,制度选择是决定民族命运和国家发展的关键。到今天,我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改革遇到的阻力和困难更大,要攻克的堡垒更强。目前要素红利已是山穷水尽,制度改革将是柳暗花明,成为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红利。冲破这些制度障碍,建立合乎客观规律的新制度,将会产生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将得到巨大的发展红利。

一、城镇化的制度障碍

中国目前有13亿多人口,相对于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工业化程度、城镇化率均相对偏低。如果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到2030年,约有3亿农民将转为市民。在农民转为市民的过程中,由于收入的增加,会增加基本生活、住房、教育、卫生等直接消费需求,因而解决了我国内需不足的矛盾。同时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城镇化将是未来数十年内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二、地方经济发展中的财税制度障碍

我国目前执行的财税制度是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分税制的重要原则是事权和财权的统一。而我国目前的情况是财权向中央集中,事权向地方下放。其中体量最大的税源增值税在中央与地方之间按照7525的比例进行分成;同时,一些地方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开始是由地方征收,后来变成中央与地方共享,再后来中央在共享税种中的分配比例又逐步调整和加大。仅仅从中央与地方税收结构设计的机制方面看,毫无疑问,其运行功能和结果必然是中央财政集中的力度越来越强。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财政收入比例从最高时的85%下降为目前的45%左右,而地方承担的事务和支出却从1994年起至今一直保持在到70%以上。造成了地方财政紧张,经济社会的发展捉襟见肘。迫使各地不得不靠卖地和增加收费罚款来维持财政运转。这种“土地财政”则推动了我国房价的一步步高升,以至老百姓买不起。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稳定,同时也影响了房地产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

目前首先应确定的是明确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对于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的事务要明确承担的范围和比例,依事分财。应尽快设计出冲破这种制度障碍的政策来。如扩大在分享稅中地方分享的比例(如增值税、资源税等),增加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这样的地方税种。加强地方财政能力,改变“土地财政”状况。

三、区域发展的制度障碍

当今在激烈的竞争中,过去的“一城一地”的发展模式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地区发展的重大趋势之一,将进一步激活内部的力量,推动经济社会得更快发展。从国内看,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地区逐渐形成合力,成-渝、长--潭、武汉城市圈、沈阳经济区等已成为新的改革试验区。但目前我国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存在很多困难,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各级行政部门之间往往形成一对比较尖锐的矛盾,区域一体化往往流于形式,各搞各的产业规划,各开各的特区、开发区,相互进行GDP竞争,不能真正一体起来。主要的制度障碍在我国目前的条块分割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干部的GDP评价考核机制。

我们必须改变过去我们进行区域协调的旧模式,创立区域发展的协调平衡机制新思路。要创建打破封闭自治、条块分割的地方行政管理体系,建立在区域大市场中由各种利益群体代表参加的社会协商机制,建立区域发展的财政平衡协调机制,建立和谐、环保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绿色考核指标及上级政府考察与和社会评价相结合的考评机制,引导和保证区域一体化的快速形成和区域经济的迅速发展。

四、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目前我们对所有制经济的政策是两个“毫不动摇”,即“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前一个“毫不动摇”我们是坚定地执行了,然而后一个“毫不动摇”我们执行的并不十分理想。除了思想意识上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缺少具体落实支持非公有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

五、社会阶层发育的制度障碍

从社会结构来说,中等收入阶层是维系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社会基础力量,而中等收入阶层比例较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保持稳定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目前中间阶层发育缓慢,这部分人无论在人口比例上还是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上都显得非常弱小。目前的状况是呈现低收入者多,中间收入者少,高收入者小的“金字塔形”结构。这种结构对于社会秩序、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是很不利的。

从消费方面说,当前我国消费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不同的收入群体之间形成了一个消费断层,即高收入者具有消费的能力,但缺乏进一步消费的欲望;低收入者具有消费欲望,但缺乏消费能力,而中等收入阶层往往有消费的冲动和需求,也有相当的消费能力,恰恰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目前我国并没有很好地研究促进低收入阶层向中等收入阶层递变和稳定发展中等收入阶层的税收制度,也缺少提供给这个阶层的使其家庭资产增值的有效金融市场和投资渠道。因此很难改变目前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六、政府治理的制度障碍

我国在政府治理方面的改革作了不少努力。但是,目前政企关系、政社关系、政事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政府职能还没有彻底转化,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就是我们政府管理方式转变的方向。

长期以来,政府垄断资源,使政府公权力越来越大、寻租空间越来越大,成为中国经济巿场化的最大障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重点是约束公权力,落实行政许可法,行政诉讼法。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对各层次、各领域事务的决策知情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上到立法、预算、政府机构设立、环境保护、国土整治、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的开发,下到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种决策,从根本上解决行政权力无序扩张的问题,要把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落到实处。

七、防止腐败的制度障碍

腐败问题是关系到党的信誉和国家兴亡的大问题。我国从建立政府监察机构和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以来,处理了很多腐败案件,包括影响巨大的高层案件。但是,腐败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整治。原因一是制度问题,一是监督机制问题。
政府行政权力过大,资金项目层层审批,埋下了腐败的隐患;国企垄断相关产业、垄断上游产业、垄断金融、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大大增加了社会不公并降低了社会效率;权贵垄断财富,加剧分配不公、两级分化。铲除这些土壤,要从制度入手。

 

以上列举了一些目前看来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重要的制度障碍。这些障碍盘根错节、互相影响,因此突破这些障碍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综合治理。随着改革的一步步深入,这些制度障碍将被逐一突破,将会有更多的制度红利释放出来,这将激发起亿万群众的巨大积极性,释放出更大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量,我们将更容易把我们的结构调整好,从而使我国能在较高的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发展,实现民族复兴之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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