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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何难以出台?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为何难以出台?
——专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

目前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这一数字刺痛着公众们敏感的神经。收入改革分配方案进入最后拉锯中,呼之未出的原因令人心忧

在今年3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示:“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这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按照这个要求,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在年内就会出台。

2010年发改委曾上报了一个版本的方案,但是被退回修改,然后无果。这8年中多次听到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但是这一拉锯战目前仍未结束。长期关注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的迟福林,曾提出要“以国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首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在他看来进行收入分配改革不能再拖了,已经到了一个“该做决断”的时候了。

利益关系失衡成改革阻力

《小康》: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没有出台,请您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是?

迟福林:收入分配改革走到这一步,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矛盾,收入分配改革很长时间没有出台,重要的原因是改革在调节利益失衡方面应该说没有突破,甚至是没有破题,这样收入分配改革出台的难度就逐渐增大。主要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在利益关系失衡的背景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是不可避免的。

《小康》: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8年中政府也在不断尝试改革,您认为这8年中最大的突破点是什么?有何评价?

迟福林:应该说这8年多政府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的再分配方面成效是明显的,从2003年到现在在改善民生、加快基本公共服务进程上面力度是比较大的,出台了《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但是在理顺初次分配矛盾方面,我们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小康》:您说过“收入分配改革”的共识正在增加,“共识”表现在哪些方面?

迟福林:共识有三大方面:一、已经开始意识到收入分配改革不仅仅是社会领域的一个改革,而且是成为牵动经济转型、社会转型,甚至推动政府转型的决定性因素;二、现在矛盾问题看得越来越清楚了,认识打破利益失衡成为社会转型与改革的突出矛盾;三、解决问题的矛盾点大家又有共识了,比如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包括收入分配秩序混乱这些问题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小康》:目前,官员财产公开还停留在财产申报阶段,且申报并未全面施行,而是部分地区带头试行,比如广东“晒官员”,为什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如此艰难?应该怎么做?

迟福林:财产公开制度实际上是一个“玻璃门”,打开这个门的困难在于它更深刻地触及了利益关系。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可以让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另外也可以采取局部先做,比如对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人员可以要求财产公开,要及早起草相关的规定及法律,以规范性的制度和法律来奠定推进这个制度的基础。

《小康》:由于缺乏工资调整机制的立法程序,公务员收入增减又多是在内部“秘密完成”,导致社会信任度降低,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何解决办法?

迟福林: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大蛋糕里切的比重是过大的,而且劳动报酬这几年是有所下降的,这是不合理的。这些年公务员存在很多不规收入,同样的公务员在不同的地区享受的收入是有差距的,公务员的收入需要规范,需要约束,公务员收入的公开性不强因此社会对它的监督约束也是不到位的。

《小康》:您对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有何预见和期望?

迟福林:有多方面的期望。一、收入分配改革一定要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一定要是实际的同步。二、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制度建设尤为重要。三、把中等收入群体作为我们改革的一个大目标,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四、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能够破题,尤其是财产公开一定要下决心了。

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小康》:您多次提到过收入分配改革要从“民富优先”破题,应该怎么去落实?

迟福林:要做到民富优先必须加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力度,明显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还应该加快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切实改善民生。未来一两年,能否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对消费主导的转型具有牵动全局的决定性影响。

《小康》:怎样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重?

迟福林:首先改革制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税制结构,对城乡居民实施全面的结构性减税,使国民财富更多地向居民倾斜;其次加强居民财产权利保护,尤其是保障广大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建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机制,使农村居民通过土地要素增值来积累财富。

《小康》:您是首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学者,现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5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比如广东省,您关注过此事吗?有什么评价?

迟福林:广东、江苏、海南等省都先后提出来,这些地方的GDP的实际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五年左右如果能够率先保持“两个同步”,是有条件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的。二、这些地方都处在经济转型的一个过程中,也迫切需要国民收入倍增来提升国内消费市场。三、这些地方在改善民生、推进公共服务进程中做的是比较好的,为我们全国逐步实现国民收入倍增起到了率先示范的作用。

《小康》:有人对收入倍增计划是质疑的,认为这一计划很可能会增加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如果整体倍增,贫富差距将难以缩小。这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居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就已经不错了,现在连“同步”都没有做到,谈何翻番,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迟福林: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是从整体上而言,像江苏、广东这些省份来说,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用“两个同步”就完全可以在5年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不可能所有的地方都能一下子做到国民收入倍增。二、强调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先行一步。三、通过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对落后地区也是一个拉动作用。四、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提出,对促进中国尽快走入消费主导的转型、对发展方式的转变是有促进作用的。

《小康》:从初分配的角度看,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制定工资增长计划?

迟福林:制定工资增长计划有三条很重要:一、要形成工资增长的机制,比如说协商谈判机制;二、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合理的确定最低工资收入水平;三、现在行业收入差距很大,一些垄断性行业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不到8%左右,他们的工资和福利加在一起等于全部职工收入的50%左右,要实现工资正常的增长,就要逐步调节行业差距;四、在中小企业工资增长和服务业转型发展过程中和结构性减税相结合。

                         来源:《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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